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人数和资格规定

引言：站在浦东看股份公司的“第一块砖”

回望我在浦东经济园区从事招商工作的这九年，真可谓是弹指一挥间。这九年里，我亲眼见证了张江高科、金桥开发区乃至整个浦东新区从单纯的制造业聚集地，蜕变成了如今科创新兴资本涌动的热土。每天，我的办公桌前总是坐满了怀揣梦想的创业者，他们有的拿着厚厚的商业计划书，有的带着已经在海外成熟的运营模式，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而在我们帮助企业落地、梳理架构的过程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莫过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认定。

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很多人觉得，不就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开个公司吗，把名字填上不就行了？其实远非如此。发起人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始缔造者”，他们不仅决定了公司的基因，更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承担着特殊的法律义务和责任。特别是在我们浦东园区，很多企业是奔着科创板、创业板或者甚至未来的国际化上市目标来的，如果在这一步埋下隐患，后续的合规成本将是巨大的。我常说，发起人就像是万丈高楼的基石，基石不稳，高楼难起。今天，我想结合多年的实战经验，抛开那些晦涩的法条，用更接地气的方式，和大家深度聊聊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人数和资格那些事儿。

法定人数硬性门槛

我们来聊聊最直观的“人头数”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这个“2到200”的数字区间，是我给客户解释得最多的法律红线之一。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学问题，背后其实蕴含着立法者对于人合性与资合性的平衡考量。下限为二人，是为了确保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之初能形成基本的决策机制，避免“一言堂”带来的治理僵局；而上限设定为二百人，则是为了防止公司演变成变相的公募集资，从而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在浦东园区，我经常接触到一些科技型初创团队，他们往往是由导师带学生，或者几个实验室的伙伴一起创业。记得有一次，一个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的团队找到我，他们最初列出的发起人名单竟然有25人之多。经过详细了解才知道，他们为了平衡各方的贡献和未来利益，把曾经给予过帮助的顾问、甚至是部分核心员工都纳入了发起人范畴。我当即就给他们踩了刹车。虽然法律允许200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公司上市审核阶段，监管机构对于“股东穿透”核查极其严格。人数过多会导致股权结构极其分散，不仅决策效率低下，而且在后续融资时，老股东和新股东的利益博弈会变得异常复杂。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半数以上”原则，即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这一点对于我们在浦东园区吸引外资企业尤为重要。我去年就遇到过一个跨境案例：一家注册在开曼的拟上市公司，计划在浦东设立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其亚太区运营主体。他们的发起人名单中，全是持有外国护照的境外人士，且当时均未在境内设立长期居住地。这在合规上是不被允许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议他们引入了两家注册在浦东的本地合伙企业作为联合发起人，从而满足了“半数以上境内住所”的要求。这不仅解决了法律合规问题，还意外地帮助这家公司更好地对接了本地的产业资源。

发起人资格界定

搞清楚了人数，接下来我们要深究的是“谁能当”的问题。法律对于发起人的资格，既赋予了广泛的权利，也设定了必要的限制。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只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理论上都可以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但在浦东园区的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资格”二字远比法条文字要复杂得多。特别是随着监管层面对“税务居民”身份认定以及反洗钱要求的日益严格，发起人的背景审查已经成为我们招商工作中不可逾越的一环。

自然人作为发起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意味着未成年人或者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无法担任发起人的。而在法人层面，情况则更为多变。公司、企业法人都可以当发起人，那么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呢？这就要看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允许从事营利性活动。我曾经处理过一个比较棘手的案例，某知名高校的下属研究所想作为发起人参与设立一家产学研转化企业。虽然研究所本身是法人，但其属于事业单位编制，我们需要仔细核查其章程是否允许对外投资经营。最终，通过学校层面的审批和合规路径设计，我们才成功完成了该项目的落地。

在当下的营商环境，特别是像浦东这样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我们非常看重发起人的“经济实质法”合规性。也就是说，发起人不能仅仅是一个“纸面”上的持股工具，背后必须有真实的商业意图和实质经营活动。这几年，园区在引入新企业时，对于自然人发起人，我们会关注其职业背景和资金来源；对于法人发起人，则会穿透核查其股权结构，防止空壳公司或存在重大合规瑕疵的主体混入。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园区的营商环境质量，更是为了帮助企业规避未来上市审查中可能被否决的风险。

禁入主体与红线

既然有能做的，就一定有不能做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某些主体不得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这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高压线”。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人，自然就不能当发起人。最典型的就是公务员。虽然公务员法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招商中，还是偶尔会遇到一些“隐形”情况。比如，某位客户想用其亲属（恰好是公职人员）的名义代持股份。这种做法在合规上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生纠纷或者被查出，不仅公司设立会有瑕疵，相关责任人还会面临严厉的行政处罚。

某些特定的社会组织也是被禁止的。例如，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工会、产（股）东大会等被限制在特定范围内作为发起人。在浦东园区，我们遇到过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内部工会想持有部分股份。这种情况在过去可能存在模糊地带，但在现在的监管环境下，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通常需要通过设立规范的员工持股平台（如有限合伙企业）来实现，而不是直接由工会作为发起人。

对于那些正在进行破产清算或者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自然人，也是不具备发起人资格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缺乏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更是为了防止不良主体利用公司设立进行资产转移或逃避债务。我在日常工作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项目启动会之前，先对意向发起人进行一轮“背景体检”。有一次，一家看似实力雄厚的贸易公司想入驻园区，但在我们核查其征信时发现，其法定代表人其实是另一家破产公司的实控人，且存在大量未结清的债务诉讼。我们果断拒绝了该申请，避免了后续可能给园区带来的声誉风险和法律麻烦。

出资形式与义务

发起人的核心义务之一就是出资。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的出资方式比有限责任公司更为灵活，但也要求更为严格。除了最通用的货币出资外，发起人还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这在浦东园区尤为常见，毕竟这里汇聚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和生物医药公司，它们最核心的资产往往不是现金，而是专利技术或者新药证书。

这里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细节：发起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这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实际运营的保障。我印象很深，大概三年前，一家初创的人工智能公司在设立时，核心团队打算以一套自主研发的算法模型作为出资。想法很好，但落地时遇到了难题：算法模型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如何评估作价？如何确权？我们协调了园区内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该知识产权进行了合规的估值，并协助团队办理了著作权转移登记。如果在发起设立阶段没有完成这个手续，哪怕公司运营了几年，一旦发生股权纠纷，这部分出资的效力也随时可能被挑战，给公司带来灭顶之灾。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不同出资方式的差异和注意事项，我整理了下面的表格，这也是我在给客户做咨询时常用的工具：

发起人还有一个特殊的义务，就是对于设立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承担责任。如果公司最终未能成功设立，那么这些债务就要由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我在工作中会反复提醒客户：签字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只是草草签个发起人协议，一旦公司没开起来，你签下的每一笔采购合同、每一份租赁协议，都可能让你个人背上巨额债务。

发起人连带责任

说到连带责任，这可能是发起人制度中最具威慑力，也最容易被新手忽略的部分。在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承担着严格的责任体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的，应当补缴；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合伙人没钱了或者跑路了，他认缴的那部分出资，你得帮他补上。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在招商工作中见过的血淋淋的教训。

大概在四五年前，园区内有一家做电商配套服务的公司进行股改。几个创始人关系很好，大家都看好未来，于是大幅提高了认缴注册资本。结果，市场环境突变，其中一位发起人因为个人投资失败，根本拿不出钱来实缴。这时候，债主找上门来了，不仅告了那个没钱的人，还把其他几位发起人全都告了。法院最终判决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补缴责任。那段时间，那几位老板焦头烂额，原本经营好好的公司，差点因为创始人的连带责任被拖垮。

除了出资连带责任，如果公司设立失败，比如因为不可抗力或者发起人内部决裂导致公司没法注册下去，那么在设立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债务，全体发起人都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发起人在设立过程中利用设立公司的名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因为过失给公司造成损失，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在辅导企业时，总是强调“选对人”比“定好价”更重要。在浦东园区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环境里，信用体系日趋完善，一旦发起人因为连带责任上了“黑名单”，他的商业生涯基本就宣告结束了。

穿透核查受益人

随着全球反洗钱标准的提升和国内监管的深入，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审查，已经不再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了“实际受益人”的层面。特别是在我们浦东园区，涉及外资企业或者架构复杂的集团企业时，穿透核查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所谓穿透，就是要透过层层复杂的股权结构，找到最终控制公司和享受收益的自然人。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因为在实际案例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发起人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存在隐蔽的利益输送，甚至是利用公司架构进行违规关联交易。比如，有些境外公司通过多层BVI公司作为发起人设立境内企业，表面上看合规，但穿透下去，实际控制人可能是被禁止投资的敏感人士，或者是资金来源不明的可疑人员。这种企业一旦落地，不仅会给园区带来合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国际层面的监管争端。

在具体操作中，我们会要求客户提供层层穿透的股权结构图，并承诺信息的真实性。对于那些股权结构极其复杂、透明度低的企业，我们会建议其进行架构简化，或者在发起人协议中增加披露保证条款。我记得有一个从事跨境电商的项目，他们的境外股权结构多达六层。为了满足国内上市监管的要求，我们在招商阶段就介入，协助他们清理了不必要的中间层级，明确了最终的境内实际受益人。这一举措虽然当时让他们觉得麻烦，但为后来他们顺利通过IPO辅导验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结论：合规起步，行稳致远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认定，绝非简单的填空题，而是一道涉及法律、财务、税务乃至战略规划的复杂综合题。从人数的严格限制，到资格的细致审查；从出资形式的规范要求，到连带责任的沉重承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我们以专业、审慎的态度去对待。特别是在浦东园区这样一个高标准、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中，合规不再仅仅是底线要求，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作为在园区摸爬滚打九年的“老招商”，我给各位创业者的建议是：不要试图在发起人资格和出资问题上打擦边球。在设立之初多花一点时间理顺股权结构、核查背景资格、完善发起人协议，比日后花高昂的代价去进行架构重组和法律诉讼要划算得多。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和顾问，把风险扼杀在摇篮里。毕竟，只有地基打得牢，你的商业大厦才能在浦东这片热土上耸立云霄，抵御住未来的风雨。选择合规，就是选择了长远。

浦东园区见解总结

在浦东园区长期的招商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发起人制度的落实质量直接决定了股份公司生命周期的高度与长度。不同于一般区域，浦东园区内的企业往往具备高成长性与国际化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审核发起人时，不仅要严格遵守公司法关于人数、资格及出资的硬性规定，更要具备穿透式监管的思维，前置识别“实际受益人”与潜在的合规风险。我们坚持认为，发起人的合规架构是企业通往资本市场的入场券。未来，随着浦东引领区建设的深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协助企业在设立之初就构建起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股权基石，护航优质企业走向更广阔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