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违法条款的效力与纠正

引言：章程是公司的“宪法”，别让它成为一颗定时

在浦东园区摸爬滚打了这九年，我见过太多怀揣梦想的创业者，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火，谈论商业模式时头头是道，可一旦涉及到注册登记时那份最核心的法律文件——公司章程，往往就显得漫不经心。很多人直接从网上下载一个所谓的“万能模板”，勾选几下就匆匆提交。我得提醒你，这种做法在早期的监管环境下或许能蒙混过关，但在如今商事登记日益规范化、法治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我们浦东园区这样强调高标准合规的区域，公司章程绝不是一张应付工商登记的废纸，它是公司的“宪法”，是解决所有股东纠纷、权属争端的最高行动指南。一旦其中包含了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仅该条款自始无效，更可能在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中埋下巨大的法律隐患，甚至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崩塌。作为一名常年跟企业注册、变更、合规打交道的一线人员，我深知一个细节的疏忽可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的麻烦，今天就想结合我的工作经验，和大家深度聊聊这个既专业又极易被忽视的话题。

章程自治的边界在哪里

很多来到浦东园区的企业主都有一个误区，认为“我的公司我做主”，章程里写什么当然是我说了算。确实，公司法赋予了公司很大的自治空间，允许股东们在章程中对许多事项进行个性化约定。这种自治权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法律划定了红线，凡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无论股东们当时签得多么开心、按手印按得多么用力，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这就好比两个人签合同，约定去干违法的勾当，那这合同自然不受保护。在公司章程的语境下，这种“强制性规定”通常涉及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债权人利益保护以及股东基本权利的保障等核心领域。例如，章程不能约定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绝对无法退股，也不能约定公司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必须向股东分红（虽然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实质上是在变相抽逃出资）。我们在审核材料时，经常发现一些初创团队为了绑定核心人员，会在章程里设定一些极其严苛的限制性条款，有的甚至带有惩罚性质，比如“股东一旦离职，其股权必须无偿归零”，这种极其苛刻的“净身出户”条款，往往因为违背了公平原则或者侵犯了股东的合法财产权，在司法实践中极易被认定为无效。理解章程自治的边界，是制定有效章程的第一步，千万不要试图挑战法律底线。

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经常需要向企业解释“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区别。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比如，关于公司的对外担保限额，如果章程规定得过于宽松或者程序过于简化，虽然不一定直接导致条款无效，但如果因此造成了公司重大损失，相关责任人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在浦东园区，我们非常注重引导企业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发挥章程的治理效能。一个优秀的章程，应当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体现股东意志，而不是试图突破法律的禁区。有些企业为了所谓的“特殊安排”，在章程里玩文字游戏，试图掩盖一些不合规的操作，比如通过复杂的股权代持安排来规避实际出资义务。随着“经济实质法”等相关法规的实施，监管穿透力度越来越强，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不仅会导致章程条款无效，还可能招致行政处罚。我们在为企业辅导时，总是反复强调：章程的设计可以“任性”于细节，但必须“敬畏”于原则。

常见的出资条款陷阱

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基础的义务，也是公司得以成立的物质基础。我发现在审核材料时，关于出资的条款是违法条款的“重灾区”。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出资方式的不合规。根据法律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是不能作为出资的。记得去年有一位从事互联网营销的李总来到我们园区咨询，他想把个人的“社交人脉”和“营销能力”作价入股，占公司30%的股份。这在商业逻辑上看似合理，但在法律上却是行不通的。因为“人脉”和“能力”既难以客观估价，也无法在法律上完成权利的转移和交付。如果我们在章程里写明了以劳务出资，工商登记系统肯定无法通过，即便勉强通过了，未来一旦发生纠纷，法院也会认定该出资条款无效，要求股东补足合法的出资。这种情况下，不仅公司资本虚设，还可能引发连锁的法律诉讼。

除了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的约定也常常出现猫腻。虽然现在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填写一个夸张的天数，比如“五百年”或者“一万年”。虽然法律没有明确禁止长期的认缴期限，但如果约定的出资期限明显过长，超出了股东合理的预期寿命或者公司的正常经营周期，且在公司出现债务危机时无法满足债权人的清偿要求，这种条款虽然可能未被直接认定无效，但股东极有可能面临“出资加速到期”的风险。我们在浦东园区处理过这样一个案例：一家贸易公司，章程约定注册资本5000万，但出资期限写的是2035年。结果公司经营两年后欠下巨额货款，债权人起诉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最终法院支持了债权人的请求，那种试图通过超长认缴期限来“忽悠”债权人和合作伙伴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还有一些章程规定，股东可以随意抽回出资，或者在未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减少注册资本，这些更是直接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属于绝对无效的条款。我们在日常辅导中，会特别提示企业，出资条款必须严谨、务实，既要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也要考虑到未来的偿债能力和法律责任。

分红与股权转让的违规约定

利润分配和股权转让是股东们最关心的核心利益，也是章程中最容易产生“奇葩”条款的地方。关于分红，公司法遵循的是“无盈不分”的原则，即公司当年如果没有税后利润，原则上是不能分红给股东的。我见过一些公司的章程里约定，无论公司盈利与否，每年必须按固定比例向某位股东支付“回报”，或者在公司亏损的情况下优先分配利润给特定方。这种约定不仅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还可能构成变相抽逃出资，严重损害公司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在浦东园区，我们曾经审核过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章程，里面赫然写着“保证优先股股东每年15%的固定收益，且不论公司经营状况”。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投资本身就是有风险的，保底条款往往被认定为无效。法律允许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前提是必须基于公司当年的实际可分配利润，且经过股东会决议。那种脱离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画大饼”式分红约定，在法律面前是一张废纸。

股权转让方面的违规条款更是五花八门。股东退出机制是公司活力的源泉，但很多创始团队为了防止控制权旁落，会在章程里设置极其严苛的股权转让限制。比如规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必须经全体股东100%同意”，或者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有权以零价格受让”。虽然公司法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规定，但这种规定不能实质上禁止股权转让，剥夺股东的合法退出权。如果条款导致股东事实上无法转让其股权，那么该限制性条款极有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我记得前两年，园区内有一家科技公司，两位创始人闹掰了，其中一位想退股，但章程里写了一条“股权转让必须经董事长书面同意，且董事长拥有否决权”。这实际上就是给了董事长一票否决权，导致另一位股东根本无法退出。最终闹上法庭，法院判定该条款因为限制了股东的财产处分权利，属于无效条款。合理的转让限制是为了维护公司的人合性，而过度的限制则是对股东财产权的非法剥夺。我们在帮助企业设计章程时，通常会建议采用“先买权”条款，即股东对外转让时，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而不是直接剥夺其转让的权利。这样既保护了老股东的优先权，又保障了想退出股东的变现路径。

高管罢免与责任承担的误区

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与罢免机制。在章程中涉及高管条款时，很多企业喜欢搞“一言堂”，比如规定“董事长终身制”或者“法定代表人未经特定程序不得罢免”。这明显违反了公司法中关于公司组织机构产生和罢免的民主程序。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由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依据法定程序选举和更换。如果章程规定某位高管自动永久任职，或者罢免需要极其苛刻的、甚至不可能达到的条件（如“需经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以上通过”），这种剥夺了公司机构基本人事任免权的条款，当然是无效的。公司是人合组织，但更是契约组织，任何试图凌驾于法定治理结构之上的个人权力固化条款，都是对公司法人独立性的亵渎。我们在浦东园区遇到过一个家族企业，父亲想通过章程规定自己永远担任董事长，且女儿在父亲去世后自动继承董事长职位。这种带有封建世袭色彩的约定，与现代公司法精神背道而驰，在工商备案时就会被要求修改，否则不予登记。

关于高管责任的承担，章程也不能随意通过“免责条款”来规避法律义务。比如，有的公司为了留住人才，在章程里约定“高管在执行职务时的一切过错均由公司承担，个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听起来很诱人，但这违反了法律关于高管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强制性规定。如果高管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侵占公司财产或者进行自我交易，给公司造成损失，无论章程怎么写，法律都会追究其责任。我们不仅要关注高管的权力，更要关注他们的责任边界。试图通过章程为高管的违法行为提供“免死金牌”，在法律上是绝对行不通的。相反，我们鼓励企业在章程中细化高管的责任追究机制，比如明确何种情形下需要赔偿、赔偿的计算标准等，这反而是合规且有效的做法。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处理过不少因为高管违规操作导致公司受损的案子，那些在章程里早早写清责任条款的企业，在维权时往往能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而那些试图“包庇”高管的，最后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无效条款的纠正实操路径

发现了章程里有违法条款怎么办？是置之不理，还是主动纠错？这是很多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条款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消失。为了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交易安全，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对其进行修正。纠正无效条款的核心在于“决议”与“变更”。必须由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甚至是符合条件的股东）提出修改章程的提议，然后召开股东会，就修改条款进行表决。需要注意的是，修改公司章程属于特别决议，通常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这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遇到困难，特别是当无效条款是某些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而设立的时候，想要达到三分之二的同意票数可谓难上加难。这时候，就需要运用到法律赋予的司法救济途径。如果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已经失灵，无法通过股东会形成有效决议，受损的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相关条款无效，并判令公司办理变更登记。

在我们浦东园区，我们也建立了一套协助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辅导机制。我记得有一家企业，在早期的章程里有一条关于“强制收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条款，该条款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导致小股东苦不堪言。后来在园区法务的指导下，小股东联合起来，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了确认之诉。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法院最终判决该条款无效。拿到胜诉判决书后，我们园区管委会协助企业协调工商部门，强制变更了章程中的相关内容。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纠正违法条款有时是一场博弈，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法律武器。在日常工作中，我常建议企业建立定期的“章程体检”制度，至少每三年对照最新的法律法规审查一次自己的章程。特别是在《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修订之后，很多旧的条款可能已经不再适用，甚至变成了违法条款。与其等到打官司时才被动修正，不如防患于未然，主动进行合规整改。这种“治未病”的理念，在浦东园区这样高标准的市场环境中，尤为重要。

从“填空题”到“论述题”的思维转变

这九年来，我看过成千上万份公司章程，其中大部分都是“填空题”模式——在工商局给的范本里填个名字、填个金额、填个地址，完事大吉。这种思维模式在浦东园区这样充满创新活力的地方，已经落伍了。现在的公司章程，应该是一道“论述题”，是企业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股权结构、发展规划量身定制的法律文件。我们接触过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往往涉及股权激励、多轮融资、知识产权入股等复杂情况，那种千篇一律的范本文本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如果你的章程仅仅是为了应付登记，那么它不仅无法为公司发展保驾护航，反而可能成为束缚手脚的绳索。从“填空题”到“论述题”的转变，本质上是对公司自治能力的考验，也是企业家法律意识成熟的表现。我们鼓励企业花时间、花精力去打磨自己的章程，把未来的游戏规则说清楚、讲明白。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遇到过一些典型的挑战。比如，有些企业主觉得“既然法律允许自治，那我就写得越详细越好”，结果章程写得跟法律字典一样厚，甚至规定了“股东开会吃什么”、“迟到怎么罚款”这种细枝末节。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同样不可取。章程应当规范的是权力结构、重大决策机制和股东间的核心权利义务，而不是琐碎的行政事务。过于繁琐的条款不仅增加了执行成本，还可能因为某个细节的不合法而引发整体争议。我的经验是，好用的章程往往是“抓大放小”的。在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时，我通常会引导企业回归初心：我们制定这条规则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效率，还是为了公平？如果既无效率也无公平，甚至还会引发新的麻烦，那这条规则就不应该写进章程。在浦东园区，我们不仅提供物理空间的载体，更提供制度规则的软环境，帮助企业在法律的框架下，设计出最适合自己生长的“基因图谱”。

结语：合规经营，始于章程

聊了这么多，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公司章程不容任性，违法条款必须纠正。在浦东园区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我们见证了无数企业的兴衰荣辱。那些走得远、飞得高的企业，往往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扎实的合规基础和完善的治理结构。章程作为公司的根本大法，其合法性与科学性直接决定了企业治理的上限。不要等到纠纷爆发、对簿公堂时，才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对待章程中的每一个条款。纠正违法条款，不仅仅是为了应付监管，更是为了对股东负责、对企业未来负责。作为招商一线的服务人员，我真诚地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起步之初，就能把好“章程关”，让企业从出生起就拥有健康的“基因”。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只要你的章程合规、治理结构清晰，你就拥有了应对风浪最坚实的铠甲。

浦东园区见解总结

在浦东园区的日常招商与服务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公司章程质量对企业生命周期的深远影响。园区内企业类型多样，创新活跃，对章程的个性化需求强烈，但同时也伴随着合规风险。我们建议企业充分利用浦东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在章程设计上大胆探索，但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园区将提供专业的一站式辅导，帮助企业识别并剔除无效条款，建立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合规不是束缚，而是生产力，只有建立在合法有效章程基础上的商业创新，才是可持续的。我们将持续致力于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每一家入驻企业在规则的护航下稳健成长。